今年來，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兩次提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互聯網+的背景與推動下，國家也在經濟轉型，推動并扶持創新型企業與第三產業的發展，互聯網從一種渠道與工具變成了一種集體追隨的文化，這導致國內互聯網創業的爆發。根據相關數據顯示，2013年中關村新創辦企業超過6000家，2014年上半年新創辦企業超過9000家，從騰訊開放大數據顯示，三年來騰訊開放平臺上的創業者人數增長36倍?！叭f眾創業”放在當下的中國，并非一種夸張的說法。

比鄰而居的日本則是另一番景象。有一個故事是，日本有三位大學畢業生，離開大公司奔赴農村種植蔬菜，返銷農村。記者問他們，為什么不投身到互聯網行業去創業。三位大學生表示，日本的互聯網經濟已經非常健全了，對 GDP的貢獻超過3%，很難誕生新的機會。有調查顯示，日本不愿意創業的占58%。另有人才咨詢公司瀚納仕（Hays）集團以世界13個國家的年輕人為對象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考慮將來創業”的日本年輕人為29%，在受調的13個國家中最低，中國考慮將來創業的年輕人達40%，遠遠高于日本。而與中國年輕人萬眾創業的熱情相比，日本年輕人的創業活力與數量明顯遜色很多，這背后有何原因？

創業環境、氛圍與文化、政策的支持力度，中國迎來利好

首先從創業環境氛圍與文化政策上來看。在日本，整個國家的文化就是不鼓勵創業。日本本土的VC并不發達，大企業大財團壟斷了太多資源，在制造業，豐田、索尼、夏普、松下等大企業壟斷了太多資源，在互聯網或移動互聯網，日本幾乎被蘋果、雅虎、Facebook、谷歌、亞馬遜等公司壟斷，日本也幾乎沒有本土的互聯網企業可以與之抗衡。

在中國，由于經濟轉型與就業嚴峻形勢的逼迫，國家從政策層面鼓勵創業。國家對商事制度進行了改革，審批手續大為簡化，一到兩天就能開辦一家公司。另外，今年來，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提出，簡化創業企業工商注冊手續，為創業者提供優惠的服務和財政補貼以及要加快發展創業孵化服務，大力發展創新工場、車庫咖啡等新型孵化器，做大做強眾創空間，完善創業孵化服務。這些政策的出臺意味著國民經濟轉型的動作，也為互聯網+戰略的鋪路，客觀上推動創業者熱情高漲。

2007年之后，中國的VC伴隨著創業板的浪潮已經快速發展起來，根據清科數據顯示：2015年第一季度，中國創投市場所發生的420起投資分布于20個一級行業中，互聯網行業以148起交易位列第一。在國內與互聯網與移動互聯網相關的創業項目正在大波進入投資界，并且投資階段愈發前移，大量VC機構以A輪的價格投資天使輪，這對于對企業來說，目前無疑是一個融資的大好時代。

在日本，VC投資人則相對保守。日本的風險投資人不會輕易將資本撒向創業者，在他們看來，一家公司的信譽與品牌、創始人的資歷更重要，而產品是否足夠創新有前景則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創業者從0到1的跨越相對更為艱難。根據日本風險企業中心和美國國家風險投資協會的數據顯示，日本風險投資家的投資總額在2014年僅為11億美元左右，不到美國的3%，美國風險投資總額則差不多是接近500億美元，是日本的45倍。

東京武藏大學研究創業學的Noriyuki Takahashi對于日本的反思中指出：創業者在日本人眼里過于貪婪，過于張揚，與日本的傳統文化背道而馳。他認為要要使得硅谷式冒險資本主義真正活躍起來，日本必須得消除社會對創業者根深蒂固的偏見。

事實上，這種對于創業者根深蒂固的偏見，則或多或少與日本的90年代與2000年的經濟大衰退以及群體性失業的歷史記憶相關，為避免重蹈覆轍，日本更加注重維持自身的傳統企業管理文化——終身雇傭制。

企業管理模式不同，中國企業的績效考核制的不穩定性更利于驅動創業文化

在中國，企業注重盈利與員工價值，而不是員工忠誠度，也不認為公司有責任要特別培養員工技能，員工的技能應該由大學與教育機構所賦予，而不是企業的責任。在日本不一樣，日本企業界奉行的是終身雇傭制，這套制度體系下的企業都非常注重員工忠誠度，企業認為要對員工有終身承諾以及技能培養的責任，并為之提供公司自行發展出的管理技術訓練，讓員工由基層逐級往上晉升。這種良好的上升機制與人性關懷導致日本年輕人認為呆在大公司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狀態。他們認為，安全與穩定永遠是第一位，而創業則承擔了太多風險。

日本的終身雇傭制是由1982年的松下公司的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提出：“松下員工在達到預定的退休年齡之前，不用擔心失業，企業也絕對不會解雇任何一個松下人。“而這種終身雇傭制后來在日本被普及開來達成了一種傳統的企業文化與管理模式，這為工業時代的日本為減少員工離職率、穩定熟練工人隊伍、推動技術與產品的良品率提升與社會勞動力資源的集中方面起到了大的作用，但也導致員工被體制化，這種體制下的職場員工普遍缺乏一種抗風險能力，即缺乏一種反脆弱性，也導致許多員工不敢踏出穩定的體制而去干風險系數很高的創業活動。

在這種體制下，日本以年資而非以績效作升遷標準，在日本人看來，以年資來作為升遷標準，這樣就不會為了破格提升表現極優的員工而因此得罪大多數員工。而日本過于重視資歷與人情，這事實上與中國的國企的管理模式類似，但這種管理模式過于過于注重企業內部的和諧關系，缺乏沖突性的競爭，自然也因此產生不了創新性的產品，與此同時，員工也不愿意冒險，但創業需要具備冒險精神。

再看中國。中國互聯網企業搬來的是源自美國的企業管理體系，奉行的是以績效為核心的企業考核與升遷標準，在互聯網公司，末位淘汰制普遍盛行，員工即便在大企業也普遍處于一種焦灼與不安定的狀態，而在大企業，外面與內部的失業風險同時存在，而創業則自由度更高，財富的獲取速度更快，加之國內互聯網創業環境改善，O2O、互聯網思維風行一時，這吸引大批年輕人涌向各種互聯網創業項目。

日本線下體系完善  互聯網難有顛覆機會

我們再要看看電子商務領域、O2O領域的創業。在日本，我們看到優衣庫、樂天、亞馬遜日本都發展的還不錯，但總體而言，日本的電子商務領域發展緩慢，相比較中國，在各種垂直電子商務領域的創業，日本遜色太多。事實上，這源于兩國在國情上的巨大差異，國內電子商務的發展是因為國內幅員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線下商鋪與購物體驗的不完善，給電子商務發展提供了相對優質的客觀環境。而日本電子商務的卻反之，它與日本線下服務太完善有著非常大的關系。在外賣O2O領域，國內的本地的外賣應用這兩年蓬勃發展，但是在日本，除了肯德基、麥當勞等跨國巨頭在日本也有自身的線上外賣系統（包括網站和手機APP應用）之外，在日本本國卻沒有出現一家公司可以整合日本的便利店或小商鋪來提供線上外賣服務。而追根朔源，我們發現是日本的線下實體店體系過于發達。

比如日本東京是線下實體店最為密集的城市，大街小巷遍布著各種連鎖便利店，據資料顯示，日本7-11、全家、羅森便利店，總數超過5萬間，隨處可見的藥妝店，如松本清、杉藥局等，總數超過2萬間。以及遍布各地的大型百貨與特色賣場以及自動售貨機，讓日本人在自己的生活圈與視野可及處，幾乎可以買到他的生活所需的物品，而日本人正是被這種線下優質的體驗與服務慣壞了，反而讓電子商務的體驗與服無法超越線下實體店的。因此，正是因為日本發達的連鎖實體商業反而掣肘了線上互聯網發展的生存空間與創業空間，電子商務領域折射出來的，也是日本線下實體業與互聯網博弈的一個側面，即過于發達的線下服務體系反而讓互聯網創業的空間被壓縮。

中國創業可改變命運  日本創業成功差異不大

再一個是兩國的創業成本不一樣。有數據顯示，日本90%的大學畢業生更愿意進入大公司工作，因為對于日本人而言，跨入大公司門檻，意味著生活無憂與安穩的職場生涯，前面也提到，這與日本的企業管理模式相關。日本注重個人的信譽的國家，頻繁跳槽與離職的員工不受社會與企業待見，而不進入大公司，傳統的社會偏見與父母的責難，讓年輕人未來面臨的結婚、養老、貸款買房等各種貸款問題都讓人相當頭疼。這導致年輕人思考模式傾向于回避危險。

另外再看收入對比，在日本企業內部相對強調平等，CEO的薪酬也就是一般員工的幾倍，不會超過10倍或者幾十倍，其實我們發現這事實上更接近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日本創業的投資回報率并不高。

但在中國，互聯網從產品形態、商業模式與企業文化都是源自美國，因此，CEO的薪酬是普通員工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也算正常。正是這種創業成功之后與之前收入上的巨大差異性，導致國內創業者對于創業的成功的渴望空前，這意味著改變命運并打破階層的流動性。也就是說，在中國，創業失敗大不了回到從前，而在日本，創業成功之后的財富與創業之前其差異性不是非常明顯，況且在日本，進入大企業工作，其高收入與穩定性與創業者的風險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因此，曾有業界人士指出，中日兩國的創業者對比，中國創業者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而在日本，曾有業界人士指出，日本年輕人進入大企業工作本身就意味著已經穿上光鮮靚麗的水晶鞋，他們不愿再脫下鞋子去光腳走路。創業成本與失敗的代價不一樣也導致兩國的創業氛圍與創業者數量都不在一個層級。

失去的20年：日本已經失去互聯網的掌控權  中國反之

日本的池田信夫在《失去的20年》一書中提到，日本經濟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在于日本沒能趕上20世紀80年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所謂第三次革命就是信息革命，人類步入互聯網時代。我們看到，日本戰后集中國家和民間的財力促制造業發展，導致日本具有很強大的制造業基因，日本的電子產品給人一種從細節打磨出來的精良與品質感，這是中國急缺并需要學習的工匠精神。但到了互聯網時代，這種制造業的優勢也造就了日本企業界一種相對嚴謹與按部就班的工業化的品控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完美契合了工業時代的制造業的需求，但對應到互聯網時代，弱點也在于此，互聯網行業需要快速試錯與產品迭代，并需要在制度與文化呈現一種的創新性、靈活性與開放性的模式與氛圍，這與日本企業文化產生了沖突，導致日本互聯網運營缺乏一種開放性與靈動性。

我們看到，日本移動互聯網起步很早，當年日本最大運營商主導NTT DoCoMo的i-Mode更是引領了移動互聯網領域的創新先潮，但在智能機時代，蘋果的觸屏技術與iOS封閉模式迅速引領全球風潮，日本NTT DoCoMo模式卻在一種本土封閉與后知后覺的狀態下被蘋果瞬間擊潰。

另外，我們再看數據，在日本地區排名前列的網站中，國外網站則占據了多數：前10名中有7個來自美國的網站，雅虎、Google、Facebook、亞馬遜、MSN、Twitter、微軟等公司幾乎壟斷了日本互聯網，正因為如此，喜歡追隨榜樣的日本人更失去了互聯網創業的精神源動力。正如日本一位業界人士所指出：“現實中沒有具體例子，我們沒有Facebook、Google和Twitter，因此年輕人不相信日本互聯網初創公司會成功。”

而在國內，中國互聯網企業在借鑒美國等國互聯網的成功經驗后快速崛起，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正形成對日本的全面超越。國內BAT三巨頭分別擊敗了國際巨頭谷歌、ebay和MSN，形成互聯網領域的三國鼎立之勢。在互聯網各個細分領域，也幾乎沒有國外巨頭可以壟斷甚至切入市場。根據2012年的數據資料顯示，在Alexa的國家和地區網站排名中，中國大陸地區排名前四的全都是中國網站，前10位中的境外網站只有Google一家。

而榜樣的力量則在推動國人的自信。在中國，人們見證了BAT的崛起，見證了微博與微信的風光以及小米等企業的快速成長。人們也看到各種抓住機會的現象級移動互聯網產品迅速爆紅，理發、家政、按摩、代駕、到店消費等各種O2O創業成功案例不勝枚舉，顛覆似乎無處不在，相對日本而言，中國互聯網活力也無處不在。

不過從目前來看，日本移動互聯網領域也并非一潭死水，比如GREE成長為日本最大的手機無線社交網站，日本本土的Mobagei成為日本最大的手機在線游戲公司。但總體上，在日本，打造一種創業文化就需要說服年輕人放棄了知名公司的月薪和相應的社會地位，這是一段相當長時期內都非常困難。目前來看，日本文化上也瞧不起失敗者。但日本政府也意識到了，日本年輕人若整體上缺乏創業的冒險精神將不利于整個國家的未來，因此也在通過發放低息貸款和提供貸款擔保，加強對初創企業的扶持力度。另外，在教育領域，東京大學“創業廣場”正孵化25家公司，東京享有盛名的早稻田大學早前推出了支持創業的計劃等。

總體而言，中國創業活力遠超日本，但創業質量堪憂，在創業活力無處不在的表象之下，隱藏著巨頭的浮躁與泡沫。加之移動互聯網頂層開發環境與平臺已經成熟，研發成本更低、融資與套現更容易，入場的門檻降低，意味著成功的門檻抬高，有人認為：中國創業就是“1個Winner加99個Loser”的游戲。所以說，在創業熱情高漲之外，日本對于產品的打磨、開發適合本國國民行為習慣的優質移動互聯網產品方面，依然值得中國學習。中日兩國對比而言，日本需要加一把火，讓其創業熱情越燒越旺；中國則需要潑一盆冷水，讓更多盲目的創業者學會理性，看清前面創業之路是不是適合自己去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