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征信現在到了讓人看不懂的地步，擋在眼前的兩層迷霧是：社交數據能否做征信依據？民營征信機構能否保持獨立？如果監管機構說No，那么創新的可能性就會被擋在門外；如果說Yes，那么誰來制衡民營征信機構的權力呢？也許你現在還不清楚什么是征信，但要是芝麻信用分可以影響你就業呢，到時你的人生就等于“被捆綁”了，想到這難免會不寒而栗。在迷霧中摸索那個“度”。

“從放貸人那里采集借款人信息”，這是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曉蕾對于“征信”的理解，也是學院派對于征信的經典界定，然而革新者已經拋棄了這一界定，與之一同被拋棄的還有征信數據采集限于“金融屬性信息”的范疇和“采集者與信息產生沒有任何關系”的獨立第三方原則。

  非金融屬性的數據能做征信嗎？

7月11日下午，在上海外灘舉辦的“2015上海新金融年會”上，央行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曉蕾、美國征信巨頭FICO中國CEO陳建，以及四家即將拿到個人征信牌照機構的負責人坐在一起，就中國互聯網金融和征信的發展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我不知道你們說的‘征信’是指什么，”王曉蕾首先表達了困惑，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放大催生了征信的“新業態”，這種“新業態”讓像王曉蕾這樣全程參與了央行征信中心設計和建設的征信老兵也開始看不懂了。

追本溯源，基于銀行借貸信息建立起來的個人征信中心，其初衷在于建立一個“放貸人之間的信息共享數據庫”，原則上由放貸人上傳所有借貸人的真實信用信息。但互聯網企業所宣傳的“大數據征信”早已不再是這種傳統意義上的“征信”，其直接表現就是采集數據的范疇已經突破了“金融屬性”，從僅收集真實借貸人的信息，延伸到未發生借貸的信息，如社交數據、電商數據等沒有金融屬性、缺乏驗證性、弱關聯的互聯網大數據。

與此同時，征信機構“獨立第三方”的邊界也被模糊了。征信機構恪守的“數據從第三方來給第三方用”的絕對獨立第三方原則，與民營機構數據的采集和使用都與自身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騰訊征信用微信、QQ的社交數據，服務騰訊的放貸業務；芝麻征信使用的是阿里的電商數據，服務阿里的放貸業務。

在這種擴展了信息收集范圍又模糊了獨立第三方原則雙突破的“新業態”下，不僅征信在風險管理上的效力有待檢驗，個人享受的公平信用權利也面臨風險。

  “新業態”下的信用風險

就數據有效性而言，有人已經提出直接的懷疑。

今年初，央行印發《關于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騰訊征信、前海征信、鵬元征信、中誠信征信、中智誠征信、考拉征信、華道征信這8家民營征信機構做好個人征信業務的準備工作，準備時間為6個月。如今6個月已到，第一批民營征信機構牌照發放在即。

  對于使用互聯網大數據做征信，中智誠征信有限公司CEO李萱并不樂觀，“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家真正的征信機構做出來的基于互聯網的征信產品，能夠應用于較大的人群?！睋碛?/span>19年征信從業經驗的李萱進一步從技術評分的角度解釋道，“我們沒有見過一個基于互聯網大數據做出的（征信）模型KS評分能夠超過35分?！?/span>KS（Komolgorov-Smirnov）指數是衡量模型辨別能力的普遍方法，數值在0—100之間，數字越大模型越有效，35分為模型是否有效的地平線。

但在一線開拓業務的互聯網金融企業對“大數據征信”依然擁有熱情和信心，就在此次峰會召開的半個月前，6月26日，京東正式對外宣布投資Zestfinance，這是一家用互聯網大數據做征信的美國新創公司，雙方成立了合資子公司，欲為京東金融業務提供征信支撐。

京東金融戰略發展部副總裁姚乃勝，親自操刀促成此次合作的大數據征信擁護者，向《IT時報》記者表達了觀點，“如果電商數據（做征信）都沒用，那么什么數據有用？說電商數據不行的人怕是已經過時?！?/span>

對像京東金融一樣長期無法接入央行征信系統，又不可能停止業務拓展腳步的互聯網金融公司而言，“大數據征信”是一門好生意，盡管效用依然存在爭議，但總比“裸奔”要強，而且這種征信一旦被廣泛采納，作用將不僅僅限于風險管理。

  潛在的個人利益損失

人們早就領略過央行征信中心的威力，有時甚至不惜拆借高息貸款及時還清銀行欠款，以免被計入央行征信系統黑名單中，影響以后諸如房貸等貸款的獲得。

“新業態”下數據采集范圍的擴大無疑將這種麻煩從金融領域帶到整個網絡生活中。盡管在2013年3月15日實施的《征信業管理條例》中規定，未經同意，平臺不得收集、使用個人信息，但人們為了獲得平臺提供的服務往往輕易就“同意”了。

令人擔憂的是，如果這種“新業態”的服務對象不是信貸業務，那么征信機構在出具報告時并不需要嚴格遵守征信報告的標準，但它所出的產品仍可能影響其他機構對你的態度，例如它從你的網絡行為預測你是否有違約的傾向，或者用更為隱蔽的手法——給你的這種傾向一個綜合的評分，一個較低的芝麻信用分或許將來會影響你的求職。在美國1970年制定的《公平信用報告法》中，一份信用報告的制作、傳播、對違約記錄的處理等等都有很嚴格的規定。

這意味著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做征信產品的機構無形中獲取了某種權力，而由于“第三方原則”被模糊，對個人而言可能是獲得更高征信分值成本的提高。仍以芝麻信用分為例，隨著芝麻分被越來越多地使用在非阿里系的業務中，如租車、旅游、辦簽證等等，而其來源數據卻仍大多來自阿里系，這意味著個人為了提高芝麻分，必須在阿里體系的生態圈里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尋找更多支付寶還款記錄良好、芝麻分高的人并成為好友。

  監管層期待：做銀行做不了的事

監管者并非沒有預見風險，實際上王曉蕾在會上反復強調自己“不了解8家民營征信公司具體的產品”，能不能起作用尚有待觀察。

王曉蕾對P2P的理解是，“P2P是獨立出來的專業化的信用風險管理機構”，這種理解高估了當前P2P平臺的能力，但反映了監管層對金融創新的期望。

不止一位P2P平臺的管理層曾向《IT時報》記者表達過希望能接入央行征信中心的愿望，征信數據的缺失讓平臺在發展過程中捉襟見肘。在會上，王曉蕾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事實，即大量P2P平臺將沒有央行征信報告的客戶拒之門外。

監管層長期對互聯網金融持包容態度的基礎在于，“P2P是在為中國的普惠金融做貢獻，做銀行不做的事”。其含義在于，監管層希望互聯網金融能夠將銀行體系服務不到的中小微企業服務好，將央行征信系統中5億沒有覆蓋到的人群的信用記錄補齊。

倘若它們不能做到這一點，甚至盯著央行征信系統里已有的2.9億用戶，和銀行搶奪客戶，而放棄服務小微企業的努力，類似“新業態”這種創新所帶來的風險，監管層的包容將失去意義。